我骄傲，我是荣成兵 | 郭普远：岁月不暗旧战袍

郭普远生于1928年，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人。1942年春，日军来到西滩郭家村进行大扫荡，枪杀了郭普远的体育老师和两名同学，以及该村村长和一位村民。一位中年男子藏身在地洞里，也被他们拉出来，用枪托把头砸碎。日寇的暴行激发了郭普远抗日救国的大志。不久，他加入了“抗日救国儿童团”并任团长。

1945年，根据抗日战争发展形势需要，山东军区决定在胶东根据地各中学招收400多名中学生进入山东军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在荣成县师范学校读书的郭普远响应号召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5年4月12日， 400多名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兵在胶东军区特务连护送下，前往山东军区所在地莒县集结。5月上旬，他们接近敌人的第一道防线“胶济铁路”（由青岛经胶县至济南）。这些学生兵在夜幕的掩护下，一个拉着一个往前跑。一看日本鬼子的探照灯射来，他们就赶紧趴在地上，顺便摸摸铁轨。“铁路是什么样子？”“两道杠。”“火车怎样在上面跑？”“沿着沟跑。”“你说的不对，是在铁杆上滚动。”第一次见到火车轨道的少年们小声争论着，好奇替代了恐惧。

1945年5月中旬，这400多名学生兵到达山东省莒县。按照山东军区安排，其中300多人学习军事、政治，100人学医。郭普远被分派在山东卫生学校学习医学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1945年10月，山东卫生学校的50名学生随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进军东北，另50名学生留在山东继续战斗。

经过10多天的海上颠簸，山东卫生学校师生到达东北，在辽宁省丹东市庄河登陆。他们在当地扩大招生50余人，继续教学。不久，这些学生兵临时离校，到各野战医院参加医疗救护工作。

1947年，郭普远等人返校学习，并随军迁到长白山南麓的长白县。东北的冬天极为寒冷，初到长白县时，郭普远和另两位战友睡在一间没有门窗的日式小房的地下，夜来北风呼啸，雪花飘在他们脸上，冰冷刺骨。但是，革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丝毫未因条件艰苦而受影响。他们照样上课，照样扭秧歌、演活报剧，因为他们坚信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。

此后，郭普远辗转来到中国医科大学、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，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。

1954年3月1日，郭普远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，带着卫生部的指令，走进中南海，负责邓子恢副总理的保健工作。

刚进中南海，郭普远难免有些紧张。当他看到身着中山装、满面笑容的邓子恢副总理时，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。邓子恢患有轻度糖尿病和慢性腰痛病。作为他的保健医生，郭普远一方面合理治疗这两种疾病，另一方面预防中老年常见病的发生。对郭普远医疗保健方面的建议，邓子恢总是虚心接受。盛夏炎热，邓子恢喜欢住在地下室取凉，但地下室潮湿，会加剧他的腰痛。听到郭普远“不住地下室”的建议后，邓子恢爽快地说：“好，我明天就上去。”治疗糖尿病，控制饮食很重要。郭普远经常劝邓子恢吃饭时“少吃甜的”，邓子恢总是会意地笑笑，意思是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”郭普远认真细致的作风赢得邓子恢副总理及其一家人的尊重。在郭普远担任中南海保健医生的三年时间里，邓子恢四次陪郭普远全家一起吃饭，虽然只是吃些家常便饭，却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。

因工作上的便利，郭普远近距离感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采。

中南海保健处正门斜对着瀛台桥北头，保健处东边是毛泽东主席接待国宾和从事重大国事活动的勤政殿。1954年秋天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在勤政殿前乘凉，郭普远和其他一些保健医生在瀛台桥头对面的岸上闲聊，实际是在看领袖们的风采。虽然有百米的距离，听不见领袖们说些什么，但是他们都兴奋不已。

1957年，毛主席提出中南海保健医生一律要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。根据这一指示，郭普远等人被分配到协同、同仁、上海等各大医院。郭普远于1957年7月来到中苏友好医院，参加卫生部举办的“全国内科医师进修班”。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后，于1958年12月来到北京医院从事内科工作。

1971年10月25日晚（北京时间10月26日）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。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邀请，中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，郭普远以医生身份随团前往。11月9日，首都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，周恩来总理与代表团成员以及随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。

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入住纽约罗斯福饭店14层，郭普远每晚都背着药箱子挨户敲门，问是否需要测血压和提供其它医疗服务，尽管得到的回答都是“不需要”，但他丝毫没有因此而懈怠。

著名力学家、应用数学家、空气动力学家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郭永怀生于1909年，比郭普远大19岁。论辈分，郭普远是郭永怀的侄子。

2016年10月16日，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正式开馆，郭普远出席开馆仪式。在接受《荣成时讯》记者采访时，他满怀深情地谈起了与怀叔（郭普远对郭永怀的惯用称呼）的交往经历。

“1937年，抗战爆发后，怀叔回到家乡教书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当时，他穿了件灰色的长袍，跟在别人身后，说话很少。那一年，我9岁。”

“1957年，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，我第二次见到怀叔。怀叔回国后，由于工作非常忙，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，我便向他介绍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，他也和我谈了在美国的经历。科技报国是他一生的理想，他也将此付诸工作中。”

其实，郭普远和郭永怀两家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。 

郭普远担任中南海保健医生后，与家人相处时间很少，每个春节都没有在家过。但是，听说郭永怀回国的消息，他专程去看望郭永怀。第二年春天，在郭永怀的提议下，两家人相聚在北京市展览馆西餐厅，一起吃了西餐。郭永怀工作忙碌，郭普远经常替其买药，寄给郭永怀的亲属。

1968年，正在兰州出差的郭普远接到北京医院的紧急电话：“你叔叔郭永怀因飞机失事牺牲，你火速回京。”第二天清晨，他抑制内心的悲痛，乘坐军用飞机回到北京，赶赴解放军总医院。他的婶婶李佩教授已在那里，悲痛不已。

郭永怀追悼会时，郭永怀、李佩的独生女郭芹抱着骨灰盒，郭普远抱着郭永怀遗像，缓缓走在了送葬队伍的最前面。“怀叔离开我们48年了。这48年，我对他的怀念从未改变。”2016年10月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郭普远动情地说道。

郭普远始终关心李佩教授一家。郭永怀牺牲后，他坚持给“怀婶”写信。郭芹病重期间，郭普远的女儿、女婿一直陪护着郭芹。郭芹去世后，他们又为其送终。他们经常看望李佩教授，嘘寒问暖。他们的关爱，给李佩教授以很大的慰藉。

17岁踏上革命道路，从齐鲁大地到长白山，从哈尔滨到北京，从中南海到北京医院，郭普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成自己的第一选择，不忘初心，踏实走好每一步。离休后，他依然在老年保健战线散发着光和热。这种无私奉献精神，和对祖国、对战友、对亲人的真情，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。